李忠效 |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

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

文|李忠效

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几个对其世界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人物，这种影响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有人说“母亲是人生第一个老师”，说的是幼年的影响。我这里要说的是在我成年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：一个是我当兵时的老艇长、后来的海军司令员、海军上将张连忠，一个是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肿瘤专家潘明继。这两个人影响了我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。

事在人为

先说张连忠。

1969年12月，我从丹东市应征入伍，当的是潜艇兵。一列闷罐车把我们拉到青岛，直接送上潜艇码头。以前，潜艇兵要上潜艇士兵学校，潜艇军官要上潜艇学校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军队院校一律关闭，我们在码头进行一个月新兵入伍训练，就直接分上艇了，我被分到127潜艇轮机班。

那是一艘03型潜艇，艇长叫张连忠。张艇长是山东省胶县人，1931年出生，1947年入伍，1964年从陆军转入海军，1967年毕业于海军潜艇学校，先到农村参加“四清运动”，后出任127潜艇艇长。

我和张连忠在一个艇队干了7年，后来我们同时调到支队机关工作，他当副支队长，我当宣传干事，又在他手下工作了两年多，前后加起来将近10年。

我们在一个艇上工作的那7年，我们艇一直是战备值班艇，还是支队、舰队和海军的先进单位。张连忠管理部队非常严格，在支队是出了名的。紧急集合，谁的动作慢了要挨批；出海训练，谁晕船躺下了要挨批；冬天看露天电影，谁怕冷穿了防寒服要挨批（不符合统一着装）；排队去食堂吃饭，如果队列走得不齐，就不是挨批那么简单了，他会让全艇人员踢正步返回宿舍，然后再重新走一遭。那7年，我们艇是全支队出海最多的艇，一共出了多少天海，我现在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最多的一年出了88天海。我还和他一起参加了两次时间长达一个月的远航。

我当兵的时候年龄比较小，才15岁，正是我的人生观开始形成的时期，张连忠在那7年中对我的影响可想而知，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时正处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青岛市的许多工厂因为闹派性停工停产，连船厂也不上班了。很多潜艇该进厂修理了，却进不了厂。这些潜艇因为故障太多不能出海，无法完成训练计划，更不要说担任战备值班了。我们艇当时到了“坞修”时间（就是进船坞进行检修），但是船厂工人不干活，潜艇无法进厂。机械经常发生故障，张连忠就号召大家自修，无论如何不能影响了训练和担任战备值班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比较辛苦，常常是白天出海发现了故障，晚上靠码头连夜排除，第二天照常出海。有的同志有意见，说：现在就这个形势，别的艇都不出海了，我们干什么搞得这么累？

这话传到张艇长的耳朵里，他没说什么，组织全艇同志去参观青岛肥皂厂。当时青岛市只有几家工厂还在正常上班，青岛肥皂厂是其中的一家。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厂领导给我们介绍情况说：毛主席号召我们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如果光抓革命，不促生产，那个革命就是空的，人民吃什么，喝什么？肥皂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（那时还没有洗衣粉），如果我们不生产，全市人民就没有肥皂用，不洗衣服不洗澡，那青岛市还不变臭了？

我们在厂里看到，工人的干劲很高，精神面貌很好，与其他光“抓革命”不“促生产”的工厂大不一样。

参观回来，张艇长对大家说：青岛的天，青岛的地，为什么青岛肥皂厂和别的工厂不一样？关键是人在想什么，这就叫事在人为！我们也在青岛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青岛肥皂厂一样，少说空话，多干实事，干出一番和别人不一样的事业来？

张连忠讲话不喜欢长篇大论，很少讲空话（就是在“文革”那种时兴讲空话的年代，也是如此），他讲话总是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他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对大家也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。大家表示，“青岛的天，青岛的地，别人能做到的事，我们也能做到！”我们以青岛肥皂厂工人阶级为榜样，抓革命，促战备。

有一次，我们轮机班的一台主机有三个汽缸的缸头漏水，船厂不能派人来修，张连忠决定自己修。这可是个大工程，以前从来没干过。他把我们班分成两组，连续抢修了三天两夜，终于把主机修好了，并一次试车成功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那几年里，由于我们艇出海训练多，官兵技术比较过硬，而且一专多能，向别的艇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，也培养了很多干部，师以上干部就有十多名，其中还有三位将军。

至于我自己，受老艇长的影响就更大了。直到今天，我身上的良好习惯大都是在那段时间里养成的。特别是他那个“事在人为”的观点，对我的影响最大。我当兵之前，刚念初二，实际文化程度只有高小，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有两年基本没学什么东西。我们那批兵，大都是“老三届”的下乡青年，文化程度都比我高，如果说当作家，他们比我基础好，但是，我牢记“事在人为”这句话，勤学苦练，居然让我这个并不具备当作家条件的人当上了作家。我现在已经出版了十多部文学著作，还创作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作品，当上了一级作家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。

我的这些成就，是与老艇长当年对我的帮助、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。有人说，人在一生中，有些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。要我说，有些时候，命运也是抓在自己手里的，这就是——事在人为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：你是怎么当上作家的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因为促成这个结果的因素很多，但张连忠对我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，他的“事在人为”的观点，给了我前进的动力。

扶正培本

再说潘明继。

2008年5月的一天，我去福州采访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专家潘明继教授。潘教授与张连忠同庚，也是1931年出生，当时已经78岁，多年前做过一次直肠癌手术，不久前又做过一次肺癌手术。我来采访他，是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方法――扶正培本，朋友推荐我来给他写点东西。

到福州那天，晚上朋友为我接风，饭后去潘教授家时已经9点多了。陪同我采访的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康延平告诉我，潘教授住的是座8层楼，没有电梯，他住在顶层。当时我大吃一惊，一个78岁的老人，而且做过两次大手术，每天爬8层楼怎么吃得消？康延平说，他身体好得很，每天要上下许多次。

5年以前，我曾在一座14层的大楼里上班，办公室在10层，那时我偶尔会爬爬楼梯，每次爬到8层的时候就开始喘粗气了。当时我不到50岁。我很难想象78岁的潘教授是怎样一种情景。

也许是潜意识中有了潘教授这个榜样的力量，也许是我和康延平一边上楼一边聊天分散了注意力，悠悠哉哉爬到最高一层，康延平说：到了。这时我发现，我居然没有喘粗气！

那天晚上的采访一直持续到11点多，我已有些疲劳，潘教授依然神清气朗，但我认为他是一个老年的病人，不忍心过多打扰他，于是提出告辞，约定第二天再谈。临走时，他执意要送我们下楼，可他住的是8楼啊，我哪能让他如此劳累？他说，没事的，我一天要上下十几趟。康延平告诉我，他就是这样，每次都要亲自送客人下楼的，你就随他的意吧！

送下楼来，他又要送我回宾馆，虽然宾馆距离不远，只有几百米，但要过一个地下通道，时间又这样晚了，我坚决不同意，可最后还是没拗过他。把我送到宾馆，看着我走进电梯他才回去。

早在1969年，潘教授就发现并研究抗癌植物药“三尖杉”（如今三尖杉酯碱成为国际治疗急性白血病最佳药物，曾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奖）；1971年，他最早提出“扶正培本”治癌理论，并于1989年出版《癌症扶正培本治疗学》专著，国外学者认为扶正培本治疗癌症是继手术、放射、化疗之后的第四种疗法，是20世纪对人类健康的一大贡献。我将其简称为“本疗”；1982年，他出版了《怎样自我发现癌症》一书，已在国内重印了4次，分别在香港、马来西亚槟城和雪兰莪州等地出版，为癌症的早诊早治提供了方便；他还于1989年出版了《艾滋病的中医治疗》一书，成为中医治疗艾滋病最早的专著；他潜心研制抗癌新药“志苓丹”胶囊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在2005年获得国家专利及新药证书，正式定名为“志苓胶囊”……潘教授还有很多成就和贡献，我就不一一记述了。

在采访中，潘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我印象极深：百分之七十的癌症病人，都是被癌症吓死的。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，是指那些本来还可以多活几年的人，因为查出癌症，精神垮了，很快就死掉了。

潘教授身体一直不好，1965年患肝硬化，1967年至1973年九次胃出血，1971年患心肌炎，1978年患心房纤颤，1995年患直肠癌，2005年患冠脉阻塞，2007年患晚期肺癌……这样多的重病生在一个人身上，不知道世界有多少位。他两次癌症手术，都不做放疗和化疗，而且第一次手术后（1995年，65岁）13天就上班了，第二次手术（2007年，77岁）已是肺癌晚期（四期），术后仅休息了一个月，又开始上班给患者看病了。这样的事情，无异于“天方夜谭”，却真实地发生在潘教授身上。

“扶正培本”又称“扶正固本”或“扶正培元”，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治则之一，扶正就是扶助正气；固本就是调护人体抗病之本。扶正培本即是调动机体的抗病能力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，增加免疫系统的作用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。扶正培本治则是以健脾益肾为重点，同时也包括了对气、血，阴、阳的扶助补益调节。

我是怀着一种“探奇揭秘”的心理到福州采访潘教授的，从他那里，我见证了一段生命的奇迹。潘教授用他的生命历程，诠释了“扶正培本”的真谛。

一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许多“贵人”，我的“贵人”也很多。我认为，能给于你人生启迪的人，才是最重要的“贵人”。

张连忠的“事在人为”告诉我如何对待工作和事业，潘明继的“扶正培本”告诉我如何对待疾病和生命。因此我认为他们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。

2014年7月1日初稿于丹东

2018年7月7日修改于丹东